潘克拉托夫繼任工程隊長。今天，普濟列夫斯基團在格盧博基村追上了一部分匪徒，把他們一個不留地全都砍死了。

　　一部分非黨非團干部，沒有等火車，就沿著鐵路離開了工地。

　　１２月２５日

　　托卡列夫和其他傷員都已經送回，被安置在醫院里。醫生們保證把托卡列夫救活。他仍然昏迷不醒。其他人沒有生命危險。

　　省黨委和我們都收到了博亞爾卡的來電：為了回答匪徒的襲擊，我們，所有參加今天群眾大會的輕便鐵路建設者，同“保衛蘇維埃政權號”裝甲列車和騎兵團的全體指戰員一起，向你們保證，我們將克服一切困難，在一月一日以前把木柴運到城里。我們決心全力以赴，完成任務。派遣我們的共產黨萬歲！大會主席柯察金。書記員別爾津。

　　我們以軍禮在索洛緬卡安葬了克拉維切克。

　　日夜盼望的木柴已經近在眼前。但是筑路進度十分緩慢。

　　傷寒每天都要奪去幾十只有用的手。

　　有一天，保爾兩腿發軟，像喝醉酒似的，搖搖晃晃地走回車站。他已經發燒好幾天了，今天熱度比哪天都高。

　　吮吸工程隊血液的腸傷寒也悄悄地向保爾進攻了。但是他那健壯的身體在抵抗著，接連五天，他都打起精神，奮力從鋪著干草的水泥地上爬起來，和大家一起去上工。他身上穿著暖和的皮大衣，凍壞的雙腳穿上了朱赫來送給他的氈靴，可是這些東西對他也無濟于事了。

　　他每走一步，都像有什么東西猛刺他的胸部，渾身發冷，上下牙直打架，兩眼昏黑，樹木像走馬燈一樣圍著他打轉。

　　他好容易才走到車站。異常的喧嘩聲使他吃了一驚。仔細一看，站臺旁邊停著一列同車站一樣長的平板車。上面載的是小火車頭、鐵軌和枕木，隨車來的人正在卸車。他又向前走了幾步，終于失去了平衡。他模模糊糊地感覺到頭碰到地上，積雪冰著他那灼熱的面頰，怪舒服的。

　　幾小時以后，才有人偶然發現了他，把他抬到板棚里。保爾呼吸困難，已經認不得周圍的人了。從裝甲車上請來的醫生說，他是腸傷寒，并發大葉性肺炎。體溫四十一度五。關節炎和脖子上的癰瘡，就不值一提了，都算小病。肺炎加傷寒就足以把他送到另一個世界去了。

　　潘克拉托夫和剛回來的杜巴瓦盡一切可能搶救保爾。

　　他們托保爾的同鄉阿廖沙·科漢斯基護送他回家鄉去。

　　只是在柯察金小隊全體隊員的幫助下，更主要是靠霍利亞瓦施加的壓力，潘克拉托夫和杜巴瓦才把阿廖沙和不省人事的保爾塞進了擠得滿滿的車廂。車上的人怕斑疹傷寒傳染，怎么也不肯讓他們上車，并且威脅說，車開動后，就把病人扔下去。

　　霍利亞瓦用轉輪手槍指著那些不讓病人上車的人的鼻子，喊道：“這個病人不傳染！就是把你們全攆下車，也得讓他走！

　　你們這幫自私自利的家伙，記住，我馬上通知沿線各站，要是誰敢動他一根毫毛，就把你們全都攆下車，扣起來。阿廖沙，這是保爾的毛瑟槍，給你拿著。誰敢動他，你就照準誰開槍。”霍利亞瓦最后又威脅地加上了這么一句。

　　火車開走了。在空蕩蕩的站臺上，潘克拉托夫走到杜巴瓦身旁，問：“你說，他能活嗎？”

　　沒有得到回答。

　　“走吧，德米特里，只好聽其自然了。現在全部工作都得咱們倆負責了。今天連夜把機車卸下來，明天早上就試車。”

　　霍利亞瓦給沿線各站做肅反工作的朋友們打了電話，懇切地請求他們不要讓乘客把柯察金弄下來，直到每個同志都回答“一定辦到”之后，他才去睡覺。

　　在一個鐵路樞紐站的站臺上，從一列客車的車廂里抬出來一個淡黃色頭發的青年的尸體。他是誰，怎么死的——誰也不知道。站上的肅反工作人員想起霍利亞瓦的囑托，趕忙跑到車廂跟前阻止，但是看到這個青年確實已經死了，就叫人把尸體抬到了停尸房。

　　他們立刻打電話到博亞爾卡通知霍利亞瓦，說他讓他們關照的那個同志已經去世了。

　　博亞爾卡打了個簡短的電報給省委，報告了保爾的死訊。

　　阿廖沙·科漢斯基把重病的柯察金送到了家，接著，他自己也得了傷寒，發高燒，病倒了。

　　麗達在日記上寫著：

　　１月９日

　　我為什么這樣難過呢？還沒有拿起筆來，就哭了一場。誰能想到麗達會失聲痛哭，還哭得這樣傷心！難道眼淚一定是意志薄弱的表現嗎？今天流淚是因為有一種難以抑制的悲痛。

　　為什么悲痛會突然襲來呢？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可怕的嚴寒已經被戰勝，鐵路各站堆滿了寶貴的木柴，我又剛從祝捷大會——市蘇維埃為祝賀筑路英雄們而召開的擴大會議——回來，為什么悲痛恰恰在這個時刻降臨呢？我們是取得了勝利，但是，有兩個人為此獻出了生命：克拉維切克和保爾。

　　保爾的死揭示了我內心的真情：對我來說，他比我原先所想的更珍貴。

　　日記就記到這里吧，不知道哪天再提起筆來接著寫。明天寫信到哈爾科夫去，告訴他們我同意到烏克蘭共青團中央委員會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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