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爾跑到緊鎖著的牢門跟前。幾十只眼睛從小窗里向外張望。他用槍托猛砸牢門上的鐵鎖，一下接著一下。

　　“等一等，我來炸開它。”米羅諾夫攔住保爾，從衣袋里掏出一顆手榴彈。

　　排長齊加爾琴科一把奪過手榴彈，說：“快住手，瘋子！你怎么啦，傻了嗎？鑰匙馬上就拿來。

　　砸不開，就用鑰匙開嘛！”

　　這時人們用手槍把獄卒押到走廊上來了。

　　一群衣衫襤褸、蓬頭垢面的人，歡樂得發狂，一下子擠滿了走廊。

　　保爾打開又高又大的牢門，跑進了牢房。

　　“同志們，你們都自由了！我們是布瓊尼的隊伍，我們師把這個城市占領了。”

　　一個婦女眼淚汪汪地撲到保爾身上，抱著他嚎啕大哭起來，就像保爾是她的親兒子似的。

　　波蘭白軍在這座石頭牢房里囚禁著五千零七十一名布爾什維克，隨時準備把他們拉出去槍斃或絞死，另外還關押著二千名紅軍政治工作人員。現在他們都得救了。對于騎兵師的戰士們來說，這些人比任何戰利品，比任何勝仗都要寶貴。

　　而對于這七千多名革命者來說，漆黑的夜轉眼變成了陽光燦爛的暖洋洋的六月天。

　　有一個臉色黃得像檸檬的政治犯，歡天喜地地跑到保爾跟前。他是舍佩托夫卡一家印刷廠的排字工人，叫薩穆伊爾·列赫爾。

　　保爾聽著薩穆伊爾的敘述，臉上蒙上了一層灰暗的陰影。

　　薩穆伊爾講到故鄉舍佩托夫卡發生的悲壯的流血事件。他的話像熔化了的鐵水，一滴一滴地落在保爾的心上。

　　“一天夜里，我們大伙一下子全給抓了起來，有個無恥的內奸出賣了我們。我們全部落到了憲兵隊的魔爪里。保爾，他們打人打得可真狠哪！我比別人少吃點苦頭，因為剛打了幾下，我就昏死過去了，可別的同志身體比我結實。我們沒什么再要隱瞞的。憲兵隊什么都知道，比我們自己還清楚。我們干的每一件事，他們都掌握了。

　　“我們中間混進了奸細，他們還有什么不知道的呢！那些日子的事真是一言難盡哪。保爾，有好些人你是認識的：瓦莉亞·勃魯扎克，縣城里的羅莎·格麗茨曼，她還是個孩子呢，才十七歲，是個多好的姑娘啊，一對眼睛總是那么信賴別人。還有薩沙·本沙夫特，你大概還記得，他也是我們廠的排字工，小伙子成天樂呵呵的，常拿老板畫漫畫。另外還有兩個中學生：諾沃謝利斯基和圖日茨。這幾個人你都認識。其余的人是縣城和鎮上抓來的。一共二十九個，當中有六個女的。大伙都受盡了極其野蠻的折磨。瓦莉亞和羅莎第一天就被強奸了。那幫畜生，誰樂意怎么干，就怎么干，把她們折磨得半死，才拖回牢房。從這以后，羅莎就說起胡話來，過了幾天，就完全瘋了。

　　“那幫野獸不相信她真瘋，說她是假裝的，每次提審都打她一頓。后來拉出去槍斃的時候，她都沒人樣了。臉給打成了紫黑色，兩只眼直瞪瞪地發呆，完全像個老太婆。

　　“瓦莉亞·勃魯扎克直到最后一分鐘表現都很好。他們死得都像真正的戰士。我不知道，他們打哪兒來的那股力量。保爾，要把他們死難的情況全說出來，難道可能嗎？不可能。他們死得真慘！沒法用言語形容……瓦莉亞的案情最重，她負責跟波軍司令部的報務員聯系，還經常到縣里做聯絡工作。抓她的時候，又搜出了兩顆手榴彈和一支勃朗寧手槍。手榴彈就是那個奸細給她的。都是事先做好的圈套，好給她安上蓄謀炸毀波軍司令部的罪名。

　　“唉，保爾，臨刑那幾天的情景我真不愿意講。既然你一定要知道，我就只好說說。軍事法庭判處瓦莉亞和另外兩個同志絞刑，其他同志全部槍決。

　　“我們原先在波蘭士兵當中做過策反工作，這些士兵也受到了審判，比我們早兩天。

　　“一個年輕的班長，叫斯涅古爾科，是個報務員，戰前在洛濟當過電工。他被判處槍決，罪名是背叛祖國和在士兵中進行共產主義宣傳。他沒有要求赦免，判決后二十四小時，就給他們殺害了。

　　“他們傳瓦莉亞到法庭上去作證。她回來跟我們說，斯涅古爾科承認他進行過共產主義宣傳，但是斷然否認他背叛祖國。他說：‘我的祖國是波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是的，我是波蘭共產黨黨員。我當兵是被迫的。我一向所做的工作，不過是幫助那些跟我一樣被你們趕到前線的士兵睜開眼睛。你們可以為了這個絞死我，但是我從來沒有背叛自己的祖國，而且永遠都不會背叛。只是我的祖國跟你們的不同。你們的祖國是地主貴族的，我的祖國是工人農民的！我深信，我的祖國一定會成為一個工農大眾的國家，而在我的這個祖國里，決不會有人說我是叛徒。’“判決以后，我們就都關在一起了。臨刑前，把我們轉到了監獄里。夜里，他們在監獄對面靠近醫院的地方豎起了絞架。隔不遠，靠近樹林，就在大道旁邊的陡坡上，又選定了一個地方作為執行槍決的刑場，還在那兒給我們挖了一個大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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