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瑜在《送你一顆子彈》中談到她初到劍橋執教，即被學生們交上來的作業“嚇”得一愣一愣的。有學生在作業中控訴西方國家如何“毀”了發展中國家；甚至有學生為“斯大林主義”大唱贊歌……在幾乎可以認作是諸多普世價值的策源地的老牌資本主義的國家英國，21世紀，世界級名校劍橋大學，“古拉格的幽靈”竟徘徊不去？

　　但重要的不是學生說的“對”與“不對”，而是學生有充分的思想自由與討論自由。英國自由主義的思想先驅約翰-密爾在《論自由》一書的首章談的就是“思想自由和討論自由”(言論自由)，在密爾看來，即使是對顯明的錯誤言論的壓制也是“對整個人類的掠奪”。密爾認為思想自由和討論自由非惟攸關人的價值與尊嚴，亦且是人類社會發展與文明進步之所基。密爾特別提出禁錮言論的代價有二，一是“犧牲掉人類心靈中的全部道德勇敢性”；二是“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氣氛中，從來沒有也永不會有一種智力活躍的人民”。

　　還是讓我們來重溫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的女革命家盧森堡的話吧。1918年十月革命后不久，羅莎-盧森堡就在《論俄國革命》中對蘇俄體制進行了馬克思主義式的批判：“自由受到限制，國家的公共生活就是枯竭的、貧乏的、公式化的、沒有成效的，這正是因為它通過取消民主而堵塞了一切精神財富和進步的生動活潑的泉源……沒有自由的意見交鋒，任何公共機構的生命就要逐漸滅絕，就成為沒有靈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動因素。”

　　和英國學生可以在作業和考卷中“放言無忌”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我們國家的大、中學校的政治思想理論課考試的“禁令高懸”―――“答題不得出現政治性錯誤”。我曾問過一個剛剛考完試的學生：什么叫“不得出現政治性錯誤”，該學生的回答讓人“絕倒”：就是不準說真話唄！我自然不會膚淺到認為凡“政治性錯誤”的言論都是真話，凡“政治性正確”的言論都是謊話，但該學生的帶有“黑色幽默”風格的回答還是值得我們深長思之。

　　中國為什么培養不出獲諾貝爾獎的科學家？我們的教育為什么培養不出杰出人才？對諸如此類問題的討論文章可謂車載斗量，教育專家借此出足了風頭，時評作者賴之賺足了稿費。但最最重要的一句話卻沒有或者鮮有人道出；最最關鍵的答案不就隱藏在英國學生的“放言無忌”和中國學生諳熟“忠于、緊跟、一致”那一套話語的對比之中嗎？

　　中國孩子則說“今天我幸福地見到了……”，美國孩子說“總統先生，您能告訴我為什么那么多人討厭你嗎”。這又是一組對比，這樣的對比背后同樣隱藏著那些宏大問題的答案。連小學生 也懂得在有些時候必得用報紙社論語氣講話的社會，是一個沒有創新活力 的社會。對于中國孩子來說，見到了大人物就是“幸福”，長期的潛移默化，在孩子的無意識中，自己的“幸福生活”端賴國家的賜予，自己不需努力，甚至不需思想，只需愛戴 、擁護領袖，即可過上幸福、安穩的生活；對于美國孩子來說，總統也是和我們一樣的人，甚至是“不值得信任”的，每一個人的意見和思想都很重要，思想的裁判是自己的頭腦；自己的未來不能由領袖擺布，幸福、安穩的生活端賴自己的努力與創造。哪一種回答，或謂哪一種教育更通往健全的人格，已無需多言。

　　我們的教育為什么培養不出杰出人才？回答這樣的問題不需長篇累牘地論證來，分析去，也不需要多么高深的人文社會科學素養，因為答案就明明白白地擺在那里，只不過我們“視而不見”。就連我的教中學化學的夫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于餐桌上每每道及，我則正好借之佐酒，嘆息之余，浮一大白。我想那些專家們的欲言又止，躲閃其詞的論證分析，未必比我們夫妻之間的“私語”高明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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