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戊戌變法前，康有為、梁啟超政治上的最高理想是開國會、設議院，實行君主立憲；但是，百日維新期間變法法令最大的缺陷卻是沒有實行君主立憲制的主張，對此，人們大多將其原因歸結為光緒帝不愿使自己的權力受到限制；其實，這僅僅是問題的一個方面，而且是次要方面，最主要的還在于康有為變法思想、策略的變化：即由倡導民權變法演變為君權變法。

　　1888年12月10日，康有為利用參加順天鄉試的機會，第一次上書光緒，提出“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上書由國子監祭酒盛是轉交翁同龢，懇請代遞，遭拒絕，康有為十分沮喪，“虎豹猙獰守九關，帝閽沉沉叫不得”。

　　1895年5月6日，繼震驚中外的“公車上書”之后，康有為又連續兩次上書，提出“設議院以通下情”，其中第三次上書終于送達光緒手中，引起重視，維新派開始得到光緒帝的支持。梁啟超也在其《變法通議》中大聲疾呼“君權日益尊，民權日益衰，為中國致弱之根源”，呼吁“伸民權”、“設議院”，實行君主立憲制。

　　隨著變法實踐活動的逐步開展，康有為認識逐步趨于現實，“變法看似簡單，其實成功太難”，認識到頑固勢力的強大，維新派的軟弱，要照搬英美而直接開國會，設議院，是非常艱難的，比較實際的只有依靠皇帝權威，“乾綱獨斷”，才有可能“變成法”，達到富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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