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熊大木的首創也為其他的書坊主們作出了極具誘惑力的示范，他們紛紛效仿，自己或是請人作起了通俗小說。如嘉靖、隆慶年間余邵魚編撰而成的《列國志傳》。

　　又萬歷年間，余象斗編刻《四游記》時，《南游記》、《北游記》為本人創作，而另兩種也經他編輯刪潤而成。他自己編寫過的還有《廉明公案》、《諸司公案》等公案小說。

　　另外，一些科場失意的下層文人，因生活所需或因個人興趣等原因受雇于書坊主，也在書坊主的組織下編撰小說等作品。

　　如江西饒安府安仁縣人鄧志謨，萬歷中期入閩，在擔任建陽余氏塾師之余，就曾為萃慶堂編寫過小說。

　　這種由書坊主們親自撰自刊通俗小說，或是直接干預雇工創作的現象，在嘉靖、萬歷年間是一種相當普遍的創作模式，文學史上便稱之為"熊大木現象"。

　　"熊大木現象"是明朝中晚期商業化向出版領域滲透時的產物，而其最直接的后果便是書籍泛濫。

　　生涯幾乎貫穿整個16世紀的書坊主何良俊說："今小說雜家，無處不刻。"呂坤也由衷感慨："古今載藉，莫濫于今。"

　　書籍種類增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商業性的甚或迎合人們消閑生活的書籍。呂坤將晚明書籍分為九類，其中"無用之書"與"敗俗之書"（小說、戲文等）占了很大部分。

　　正如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所說，"那些讀書乃至寫書的人，對于寫書或者讀書，已不再抱有一種經濟天下的職責，而僅僅是持一種'玩'的態度"。

　　從明末清初起，人們就將《金瓶梅》與《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合稱為"四大奇書"。上世紀30年代，鄭振鐸曾說："它是一部很偉大的寫實小說，赤裸裸的毫無忌憚的表現中國社會的病態"，"表現真實的中國社會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說了。"

　　色情小說的泛濫則是"熊大木現象"的必然。杜濬在《十二樓序》中說："蓋自說部逢世，而侏儒牟利茍以求售，其言狠裹鄙靡無所不至。"

　　在晚明，商業活動的高漲，催生出珍饈美饌、樓臺笙歌，是縱樂、是狂歡、是肉欲，是無處不在的金錢崇拜。

　　而色情小說則將社會風俗中的這種商品性特征表現得最為淋漓盡致，一方面，為賺錢的書坊主根本不在乎世風道德；另一方面，這也是當時縱樂世風的真實寫照。

　　這些迥別與過往的變化與面目，無不顯示出晚明特有的氣質。而這些正是，萬歷朝開始時，發生在出版業及部分讀書人身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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