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是生命的陰面，是一重更麻煩的公民身份。”

　　美國作家蘇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中寫下上述文字時，正在忍受癌癥帶來的痛楚。除此之外，她還承受著加諸疾病之上“象征意義”的重壓——以道德評判的方式使患者蒙受羞辱。

　　因此，蘇珊·桑塔格開始思考疾病如何被一步步“隱喻化”，從“僅僅是身體的一種病”轉換成一種道德評判或者政治態度，她試圖將疾病之上的隱喻影子進行徹底曝光，“還疾病以疾病本來的面目”。

　　就在《疾病的隱喻》發表逾40年后，一場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引發全球關注。不幸的是，人們似乎并沒有吸取來自歷史的教訓，在疫情肆虐造成病痛的同時，附著在疾病之上的“隱喻”再次出現。

　　對患者污名化進行道德審判、因疫情對華裔乃至亞裔產生種族歧視、將病毒與具體國家標簽化綁定……疫情就像一面鏡子，照出每一處不堪，病毒卻像一個來去無蹤的幽靈，它的神秘性成為隱喻的滋生地。

　　“種種歧視現象很大程度來源于對疾病的恐懼。”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研究員湯蓓分析說，“保持距離是預防傳染性疾病的方式，物理上的距離可能通過心理機制強化，由拒絕接觸演化為歧視。”

　　追溯過往，人類對于傳染性疾病的恐懼由來已久。以結核病為例，司湯達所著《阿爾芒斯》中，主人公的母親擔心說出“結核病”后，孩子的病情會迅速惡化。卡夫卡在療養院寫給朋友的信中直言，“一談到結核病，每個人的聲音都立刻變了，嗓音遲疑，言辭閃爍，目光呆滯”。

　　然而，面對威脅全人類的公共衛生問題，盲目的遠離并非一勞永逸，恐懼更無益于問題解決，科學的防控措施才是應對之策。從分享病毒基因信息到及時通報疫情防控進展，從武漢“封城”到全國應急響應，中國從源頭控制疫情的舉措被世界衛生組織稱為“為世界提供了寶貴的防疫窗口期”。

　　“無限制的疏遠需要科學防控予以糾正，盲目的恐懼需要科學觀念加以引導。”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常健表示，“只有了解疫情傳染方式和防控措施，公眾才能采取理性的行動。”

　　此外，由于新冠肺炎的傳播被懷疑與野生動物密切相關，華裔乃至亞裔的飲食習慣成為遭受抨擊的對象，進而演化為種族歧視。盡管眾所周知，絕大多數感染來自于人際傳播，但特有的生活習慣在疫情之下，似乎帶有天然的“不道德性”。

　　當疾病被賦予某種意義時，往往都與道德相關，并且最具懲罰性。蘇珊·桑塔格以中世紀對瘟疫的態度為例指出，“人們擺脫不了道德污染這類頑固的觀念，總是在瘟疫肆虐地區之外尋找一個替罪羊”。

　　時至今日，“流行病”仍被用來作為描繪社會混亂的一種修辭手法，乃至英文中“腺鼠疫”的名詞直接可以派生出“傷風敗俗”的含義。但是，面對疾病“需要平息想象，而不是激發想象”，關于道德的隱喻和意義對于患者并無絲毫益處，對于他者只能引起羞愧，甚至于自我否定。

　　疫情之下，由“歧視”進而引發的各路“陰謀論”一時之間亦甚囂塵上。近日，個別人和媒體猜測新冠病毒可能來自中國“生物戰計劃”，是一家實驗室泄露的“生化武器”。對此，國際權威醫學期刊《柳葉刀》18日刊登一封27名全球頂尖公共衛生領域科學家簽署的聯合聲明，支持正在抗擊疫情的中國科研、衛生和醫務工作者，強烈譴責相關陰謀論。聲明表示，各國科研人員的分析結果壓倒性地證明，新冠病毒和其他新發病原一樣，來源于野生動物。

　　“原有觀念的投射，乃至政治不信任均可能導致陰謀論現象。”湯蓓指出，“陰謀論除了制造恐慌和謠言，損害全球共同抗擊疫情的努力外，別無它用。”

　　的確，將疫情以具體國家命名進行標簽式批判、以病毒圖案取代國旗、評論標題直指“亞洲病夫”，很難說上述種種行為沒有固有觀念的投射或政治偏見。由此形成的非理性情緒和不實傳聞，更是被世衛組織直指為“信息疫情”，并號召國際社會共同對抗，以確保正確信息能夠得到及時、廣泛傳播。

　　面對尚未遏制的疫情，社會越發清晰地知道，當情緒被煽動時，真相就成為最不重要的事情。因此，當疾病之上被不斷附加“隱喻”成為攻擊手段，人們看到越來越多的國際政要出面仗義執言痛斥歧視，越來越多的華人在世界街頭手持“口罩+亞裔≠病毒”的標語得到眾人擁抱。

　　比疾病陰森的是人眼淡漠歧視，比疾病恐怖的是附加在疾病之上的“意義”。正如蘇珊·桑塔格所言，擺脫如鬼魅般縈繞在疾病之上隱喻，光靠回避不行，“它們必須被揭示、批評、細究和窮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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