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開元二年（714年），海內安寧。

　　春天在北方邊境擊敗了突厥入寇，盛夏季節西天竺國又遣使來獻方物。

　　在遙遠的南方海濱，安南市舶使周慶立和波斯僧廣造奇巧，想進獻給皇帝以贊頌這番歌舞升平的景象，但當時即位才三年、正勵精圖治的唐玄宗卻拒絕接受。

　　這一看起來平靜的一年，卻可能標志著一個重大的轉移：中國的對外交通正在逐漸轉向海洋。

　　周慶立就是中國有史可考的第一位海關官員，在他之后，一個繁榮的海外貿易體系已漸漸成形。

　　從西域到南海

　　唐代的對外格局是在此前歷史基礎上的延續和發展。自張騫通西域以來，中國對外交通的重心長期是面向西域的陸路。

　　尤其在西晉覆亡之后的五胡亂華時期，大量不同文化背景的胡人操著不同的語言，沿著黃沙迷漫的絲綢之路跋涉而來，其結果不僅促成商品貿易的交流，外來文化（尤其佛教）還給中國文化開辟出全新局面。

　　與之相比，當時尚未全面開發的南方在三國孫吳時期才開始發展海外交通，受國力和技術所限，直至南朝被隋吞并，南方在對外開放程度上仍與北方相去甚遠。

　　隋唐王室原本都出于北方豪族，定都長安也使他們無疑更著重放眼內陸亞洲；作為陸路絲綢之路終點的長安由此成為當時一座國際性大都市。

　　那時輸入的外來文明大多源出印度和伊朗，而承擔這一交流職能的則主要是中亞的粟特胡商。

　　粟特人不僅經商，由他們帶來的美術、音樂等藝術也深深影響了唐人，盛唐時代也是粟特商人兩三百年來在中國活動所達到的頂點。

　　但一種新的趨勢也在此時逐漸浮現：南方的海外貿易小傳統已經開始復興。

　　當時閩粵一帶仍被普遍視為遙遠的蠻荒之地，但早在唐初武則天時期，廣州已是南海邊一個重要的國際商港：

　　"廣州地際南海，每歲有昆侖乘舶，以珍物與中國交市。"（《舊唐書·王方慶傳》）這里說的"昆侖"，就是東南亞一帶熟習水性的土著。

　　到天寶九年（750年）鑒真途經廣州時，已看到廣州海面上"有婆羅門、波斯、昆侖等舶，不知其數。并載香藥珍寶，積聚如山。其舶深六七丈。獅子國、大石（食）國、骨唐國、白蠻、赤蠻等往來居住，種類極多"（《唐大和尚東征傳》）。

　　因此，開元四年（716年）韶關人張九齡奏請開辟通往中原的大庾嶺新路，以充分利用嶺南對海外交通的優勢："海外諸國，日以通商，齒革羽毛之殷，魚鹽蜃蛤之利，上足以備府庫之用，下足以贍江淮之求。"（張九齡《開大庾嶺路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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