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爾房間集會之后三天，療養員都走光了。保爾也提前出了院。

　　保爾在團中央沒有耽擱很久。他被派到一個工業專區去，擔任共青團專區委員會書記。一個星期后，城里的共青團積極分子就聽到了他的第一次講話。

　　深秋的一天，保爾和兩名工作人員乘專區黨委會的汽車到離城很遠的一個區去，汽車掉進路邊的壕溝里，翻了車。

　　車上的人都受了重傷。保爾的右膝蓋壓壞了。幾天以后，他被送到哈爾科夫外科學院。幾個醫生會診，檢查了他紅腫的膝蓋，看了愛克斯光片，主張立即動手術。

　　保爾同意了。

　　“那么就明天早晨做吧。”主持會診的胖教授最后這樣說，接著就起身走了。其他醫生也都跟著走了出去。

　　一間明亮的單人小病室，一塵不染，散發著保爾久已淡忘的那種醫院特有的氣味。他向四周看了看。一只鋪著白臺布的床頭柜，一張白凳子，這就是全部家具。

　　護理員送來了晚飯。

　　保爾謝絕了。他半躺在床上寫信。傷腿疼得很厲害，影響思考，也不想吃東西。

　　寫完第四封信的時候，病室的門輕輕地打開了。保爾看見一個穿白大褂、戴白帽的年輕女人走到他床前。

　　在薄暮中，保爾依稀看到她那兩道描得細細的眉毛和一對似乎是黑色的大眼睛。她一手提著皮包，一手拿著紙和鉛筆。

　　“我是您這個病室的責任醫生，”她說。“今天我值班。現在我向您提一些問題，您呢，不管愿意不愿意，要把您的全部情況都告訴我。”

　　女醫生親切地笑了笑。這一笑，減輕了“審問”的不快。

　　保爾整整講了一個小時，不僅講了自己的情況，而且連祖宗三代都講到了。

　　手術室里，幾個人戴著大口罩。

　　鍍鎳的手術器械閃著銀光，狹長的手術臺下面放著一個大盆。保爾躺在手術臺上的時候，教授已經快洗完手了。手術前的準備工作正在保爾身后緊張地進行著。保爾回頭看了一下，護士在安放手術刀、鑷子。責任醫生巴扎諾娃給他解開腿上的繃帶，輕聲對他說：“柯察金同志，別往那邊看，看了對神經有刺激。”

　　“您說的是誰的神經，大夫？”保爾不以為然地笑了笑。

　　幾分鐘以后，保爾的臉給蒙上了厚實的面罩，教授對他說：“不要緊張，現在就給您施行氯仿麻醉。請您深呼吸，用鼻子吸氣，數數吧。”

　　面罩下傳出了低沉而平靜的聲音：“好的，我保不住會說出不干不凈的話來，那就事先請你們原諒了。”

　　教授忍不住笑了。

　　幾滴氯仿麻醉劑，散發著一股令人窒息的難聞氣味。

　　保爾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開始數起數來，努力把數字說得清楚些。他的生活悲劇就這樣揭開了第一幕。

　　阿爾焦姆差點把信封撕成兩半。他打開信的時候，不知道為什么心情忐忑不安。眼睛一看到信的開頭，他就急忙一口氣讀了下去：

　　阿爾焦姆！咱們很少通信。一年一次，最多也就是兩次吧！但是，次數多少有什么關系呢？你來信說，為了同老根一刀兩斷，你已經轉到卡扎京的機車庫工作，帶著全家離開了舍佩托夫卡。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說的老根就是斯捷莎和她一家的那種小私有者的落后心理，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改造斯捷莎這一類人是困難的，我擔心你未必做得到。你說“上了年紀，學習有困難”，可是你學得并不壞嘛。讓你脫產專做市蘇維埃主席的工作，你堅決不干，這是不對的。你不是為奪取政權戰斗過嗎？那你就應該掌握政權。你應該明天就接手市蘇維埃的工作，干起來。

　　現在談談我自己。我的情況有點不妙。經常住院，開了兩次刀，流了不少血，體力也有很大消耗，而且誰也不告訴我，什么時候是個頭。

　　我離開了工作，給自己找到了一種新的職業——當病號。

　　我忍受著種種痛苦，而結果呢，是右膝關節不能活動了，身上添了好幾個刀口；另外，醫生最近發現，我的脊梁骨七年前受過暗傷。現在他們說，這個傷可能要我付出極高的代價。

　　我準備忍受一切，只要能重新歸隊就行。

　　對我的生活來說，沒有比掉隊更可怕的事情了。我甚至連想都不敢想。正因為這樣，我才承受一切，只是一直不見起色，相反，陰云越聚越濃。第一次手術過后，我剛能走動，就恢復了工作，但是很快又被送進了醫院。剛才我拿到了葉夫帕托里亞的邁納克療養院的入院證，明天就動身。別難過，阿爾焦姆，要我進棺材并不那么容易。我的生命力頂三個人不成問題。咱們還能干一陣呢，哥哥！你要注意身體，別再一下扛十普特了。不然，以后黨要付出很大的代價給你修理。

　　歲月給我們經驗，學習給我們知識，而得到這一切，并不是為了到一個又一個醫院去做客。握你的手。

　　保爾·柯察金

　　就在阿爾焦姆皺著兩道濃眉，閱讀弟弟來信的時候，保爾正在醫院和巴扎諾娃告別。她把手伸給他，問：“您明天就動身到克里木去嗎？今天您打算在哪兒過呢？”

　　保爾回答：“朵拉同志馬上就來。今天白天和晚上我都在她家里，明天一早她送我上火車。”

　　巴扎諾娃認識朵拉，因為她常來看保爾。

　　“柯察金同志，咱們說過，您臨走之前要同我父親見一面，您還記得嗎？我已經把您的病情詳細地告訴他了。我很想讓他給您檢查一下。今天晚上就可以。”

　　保爾立即同意了。

　　當天晚上，巴扎諾娃把保爾領到她父親寬敞的工作室里。

　　這位著名的外科專家給保爾做了詳細檢查。巴扎諾娃也在場，她從醫院拿來了愛克斯光片和全部化驗單。談話中間，她父親用拉丁語說了很長一段話，她聽了之后，臉色頓時變得煞白，這不能不引起保爾的注意。他盯著教授那禿頂的大腦袋，想從他敏銳的目光中看出點什么來，但是巴扎諾夫教授不露聲色，無法捉摸。

　　等保爾穿好衣服，巴扎諾夫客氣地向他告別；他要去參加一個會議，囑咐女兒把檢查結果告訴保爾。

　　在巴扎諾娃那間陳設雅致的房間里，保爾靠在沙發上，等待她開口。但是她不知道從哪里說起，說些什么；她感到很為難。父親告訴她，保爾體內的致命炎癥正在發展，醫學現在還無法控制。教授反對再做任何外科手術，他說：“這個年輕人面臨著癱瘓的悲劇，我們卻沒有能力防止它。”

　　作為保爾的醫生和朋友，巴扎諾娃覺得不能把這一切都和盤托出。她只是用謹慎的措詞向他透露了一小部分真情。

　　“柯察金同志，我相信，葉夫帕托里亞的泥療一定會使您的病出現轉機。秋天您就可以工作了。”

　　但是她說這些話的時候，忘記了有一對敏銳的眼睛一直在注視著她。

　　“從您的話里，確切些說，是從您沒明說的話里，我已經完全明白了我的病情的嚴重性。您該記得，我請求過您永遠要對我實話實說。什么事情都不要瞞著我，我聽了不會暈倒，也不會抹脖子。可是我非常想知道，我今后會怎么樣。”保爾說。

　　巴扎諾娃說了句笑話，把話岔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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