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這樣的人找對象，是不會找我們的。我們對你們有什么用呢？”她小聲說。

　　幾天之后，保爾乘火車到哈爾科夫去。達雅、廖莉婭、阿莉比娜和她的妹妹蘿扎都到車站送行。臨別的時候，阿莉比娜得到他的保證：不忘記那姐妹倆，幫助她們沖出牢籠。她們像是在送別親人，達雅兩眼噙著淚水，車開出好遠了，保爾還從窗口看到廖莉婭手中揮動的白手帕和達雅的條紋上衣。

　　到了哈爾科夫，保爾不愿麻煩朵拉，就住在他的朋友彼佳·諾維科夫那里。稍事休息之后，他乘車來到中央委員會，等了一會兒，見到了阿基姆。當只剩下他們兩個人的時候，保爾要求馬上給他分配工作。阿基姆搖頭拒絕說：“這可辦不到，保爾。我們這兒有醫務委員會和黨中央的決定，上面寫著：‘鑒于病情嚴重，應送神經病理學院治療，不予恢復工作。’”

　　“他們什么不能寫呀，阿基姆！我求求你——讓我工作吧！老是跑醫院，有什么用！”

　　阿基姆還是不同意。

　　“我們不能違反決定。你要明白，保夫魯沙，這樣對你更好些。”

　　但是，保爾一再堅決要求，阿基姆實在沒有辦法，只好答應他。

　　第二天，保爾就到中央委員會書記處機要科上班了。他本來以為，只要一開始工作，失去的精力就會恢復。但是第一天他就發覺自己想錯了。他在科里往往一坐就是八個小時，飯也吃不上，因為他沒有力氣從三樓下來，到隔壁的食堂去吃飯。不是這只手，就是那只腳，經常麻木。有的時候，他全身都不能動彈，而且發燒。到了上班的時候，他常常會突然起不來床。等這陣發作過去，他才絕望地發現已經遲到一個小時了。他終于因為經常遲到而受到了警告，這時他才意識到，他生活中最可怕的事情開始了——他要被迫離隊了。

　　阿基姆又幫了他兩次忙，調動了他的工作。但是不可避免的事情還是發生了：過了一個多月，保爾又臥床不起了。這時候，他想起了巴扎諾娃臨別時的叮嚀，于是給她寫了一封信。她當天就來了，他從她那里了解到一個很重要的情況，就是他不一定非住院不可。

　　“這么說，我已經健康到不值得一治了。”他本來想開個玩笑，但是這個玩笑并不顯得輕松。

　　體力剛剛有些恢復，保爾又來到中央委員會。這一回阿基姆怎么也不肯通融了。他斬釘截鐵地要求保爾去住院，保爾悶聲悶氣地回答說：“我哪兒也不去。住院沒有用。這是權威人士的意見。我的出路只有一條——領撫恤金，退休。但是我絕不走這條路。

　　你們要我脫離工作，這辦不到。我才二十四歲，我不能拿著殘廢證混一輩子，明知沒用還到處去求醫問藥。你們應該給我找一個工作，適合我的身體條件。我可以把工作拿回家做，或者就住在機關里……只是別叫我當個光管登記發文號碼的文書。給我的工作應該使我內心不感到孤獨離群。”

　　保爾越說越激動，聲音越來越響亮。

　　阿基姆了解這個不久前還生龍活虎一般的青年的感情。

　　他了解保爾的悲劇，知道對他這樣一個把自己短暫的生命獻給了黨的人來說，脫離斗爭，退居大后方，是非常可怕的。因此阿基姆決定竭盡全力幫助他。

　　“好吧，保爾，別著急。明天我們書記處開會，我一定把你的問題提出來，保證盡我的力量給你想辦法。”

　　保爾吃力地站起來，把手伸給他。

　　“阿基姆，難道你真的以為，生活會把我趕到死胡同里，把我壓成一張薄餅嗎？只要我的心還在這里跳動，”他一把抓過阿基姆的手，緊貼在自己胸膛上，于是阿基姆清晰地感覺到了他的心臟微弱而急速的跳動。“只要這顆心還在跳動，就絕不能使我離開黨。能使我離開戰斗行列的，只有死。你記住這個吧，我的老大哥。”

　　阿基姆沒有做聲。他知道，這不是漂亮的空話，而是一個身受重傷的戰士的呼喊。他理解，這樣的人不可能說出另外的話，不可能有另外的感情。

　　兩天以后，阿基姆通知保爾，中央機關刊物的編輯部有一個重要的工作可以讓他做，但是要考核一下，看他是不是適合在文學戰線上工作。保爾在編輯委員會受到了親切的接待。副總編輯是個做過多年地下工作的女同志，現在是烏克蘭共產黨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委員。她向保爾提了幾個問題：“同志，您是什么文化程度？”

　　“小學三年。”

　　“上過黨校和政治學校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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